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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數字貨幣對商業銀行的影響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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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20 瀏覽:488

導語:央行的功能決定了央行數字貨幣承擔的是數字化金融基礎設施和安全性公共物品的責任,而不會是現有金融體系的“破壞者”。在此意義上,央行數字貨幣為開放式的金融生態提供了全新的“進化”基礎。不僅促使金融機構和科技公司在開放平臺上多樣化發展,也將進一步提高金融服務的普惠性,讓更多人享有數字化金融創新的成果。

 

CBDC本質上是數字經濟演進到金融領域的結果

 

央行數字貨幣(CBDC)是數字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隨著CBDC逐漸由理論探討變為現實方案,不少人認為這將引發新一輪的“金融革命”,給世界金融體系和國際金融秩序帶來革命性的沖擊。然而,從貨幣發展史的角度看,CBDC本質上仍然是數字經濟正常演進到金融領域的結果,盡管確實也會對貨幣體系的發展和金融系統的運行產生巨大影響,但尚未脫離現有的國際金融規則體系和各國貨幣金融管理架構。因此,作為法定貨幣在數字經濟時代的最新體現,CBDC更多是各國貨幣當局為適應數字經濟發展規律和應對私人數字貨幣沖擊而進行的一種“變革”。


當前,全球范圍內央行數字貨幣正在加速推進。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等機構2020年10月發布的《央行數字貨幣:基本原理和核心特征》報告,全球80%的中央銀行均參與了對CBDC的研究,其中一半的中央銀行同時關注零售型和批發型數字貨幣,有10%的央行已進入或完成試點運行階段。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10月以來,美聯儲、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先后對數字美元、數字歐元和數字日元的實施計劃密集表態,一改之前較為保守的謹慎態度。日本央行也于近日宣布進入CBDC驗證性測試階段,并正在與美聯儲、歐洲央行等聯合研究制定CBDC的共同規則和平臺。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主要發達經濟體加速布局數字貨幣的趨勢,也預示著未來全球數字貨幣的競爭格局將迎來實質性的變化。目前,中國央行數字貨幣(DC/EP)的研發處于相對較為領先的階段,已經在多地和多個場景下開展了數字人民幣的有序試點,并且取得了較為穩健和符合預期的成效。

 

CBDC應用可能帶來的沖擊和風險

 

相關研究表明,CBDC可能對現有貨幣框架和金融結構產生潛在的負面影響,從而帶來金融穩定風險。比如,對第三方支付機構和商業銀行可能產生擠出效應,加劇金融“去中介化”;一國用戶如果使用外國CBDC可能導致國內主權貨幣使用的減少,極端情況下造成數字貨幣的“美元化”現象等。對于這種潛在金融風險的考量,也是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央行推進數字貨幣較為謹慎和保守的原因之一。正如2021年3月25日歐洲央行官員在一篇公開文章中再次強調的,數字歐元的出發點是應對私人數字貨幣和非歐元區主權數字貨幣的挑戰,核心目標依然是維護歐元的穩定和歐元區金融的穩定,如果未來數字歐元被正式引入,它將不會完全取代現金,也不會削弱商業銀行的金融中介地位。由此可見,CBDC與金融穩定的關系是其設計框架中重點關注的問題。尤其是在當前各國貨幣金融系統面臨周期疊加型沖擊的情況下,各國央行需要在CBDC實施過程中加強政策溝通,從而引導市場和民眾建立起正面且穩定的預期。


總而言之,CBDC對于商業銀行的沖擊和風險總體是可控的。正如BIS在其報告中所提出的類似“貨幣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內容:承諾任何潛在的CBDC都不應損害央行的貨幣和金融穩定使命。央行的功能決定了CBDC承擔的是數字化金融基礎設施和安全性公共物品的責任,而不會是現有金融體系的“破壞者”。在此意義上,CBDC為開放式的金融生態提供了全新的“進化”基礎。不僅促使金融機構和科技公司在開放平臺上多樣化發展,也將進一步提高金融服務的普惠性,讓更多人享有數字化金融創新的成果。

 

央行數字貨幣給商業銀行帶來的更多是變革機遇

 

當前,隨著各國CBDC研發進程的加快以及相關標準的不斷完善,CBDC在設計機制和運行架構方面也逐漸取得更多共識。其中一個關鍵結論就是,商業銀行作為金融中介機構,將在CBDC發行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都表明,零售型CBDC不可能繞開中介體系而由中央銀行直接面向大眾發行。這樣既不利于金融體系的良性運轉,也不符合CBDC公共性和普惠性的定位。以處于全球CBDC試點前沿的數字人民幣為例,其“雙層運營模式”保障了商業銀行能夠最大化地發揮既有基礎設施功能,并建立新的數字化轉型升級優勢。因此,CBDC不僅不會動商業銀行的“奶酪”,而且還會幫助商業銀行將數字化運營的“蛋糕”做大,為商業銀行在新的未來賽道上提供更多變革機遇。


CBDC可以降低商業銀行運行成本。不管是批發型還是零售型CBDC,商業銀行的運營都會因為央行的數字化發行體系而受益。零售型CBDC由于對現金的替代,可以直接降低銀行的現金管理成本,提高銀行在相關業務和管理方面的效率。對于批發型CBDC,央行通過新的技術架構在進行各類場景化測試的同時,也相應提升了商業銀行的綜合運營經驗。以新加坡Ubin項目為例,基于分布式賬本技術(DLT),Ubin先后在新加坡元token化、支付系統、券款對付、跨境結算、多幣種商業化等方面進行了測試,有十余家商業銀行參與其中,積累了關于大額跨行交易結算和跨境支付結算方面的技術經驗。


CBDC可以提高商業銀行的客戶粘性。在“雙層”運行模式下,商業銀行直接面對公眾提供CBDC的分銷流通服務。借由各類交易場景,銀行得以進一步拓展獲客渠道,特別是通過支付服務的提升在零售環節獲得留客優勢,CBDC的用戶更有可能變為銀行其他業務的“客戶”。以數字人民幣為例,隨著其試點范圍的有序擴大,在生活繳費、餐飲服務、交通出行、購物消費、政務服務等領域的應用場景逐步豐富。公眾還可以通過商業銀行進行數字人民幣紅包的領取、支付等全流程操作,有些地方甚至可以在ATM上實現數字人民幣的存取款功能。具備條件的商業銀行之間也形成了一種良性競爭,服務更加人性化且功能更為完善的銀行可以重新建立支付競爭優勢,無疑更容易在數字人民幣的使用端獲得客戶青睞,并提供更多增值服務。


CBDC可以加快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在后疫情時代,商業銀行普遍加快數字化轉型升級步伐已是大勢所趨,CBDC的實施無疑又將為此趨勢增添新的“催化劑”。對發達經濟體而言,前面已經分析的新加坡Ubin項目以及加拿大Jasper項目在測試過程中,均顯著提升了參與銀行的數字化技術水平。在我國,數字人民幣的技術“溢出”效應更為明顯。這是因為近年來金融科技在銀行系統的應用程度前所未有,使得商業銀行特別是大型商業銀行積累了雄厚的技術優勢,可以借助數字人民幣的技術架構和技術中性的特點,進一步加強區塊鏈、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技術的應用。相信隨著對應CBDC的金融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商業銀行也將在數字化戰略布局、敏捷組織轉型、數據治理與數據安全、技術創新投入、業務融合應用以及開放生態建設等方面實現更大突破。

 

 

本文來源:中國銀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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